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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家庭暴力的残酷黑手 "零忍耐"运动揭幕
作者:《南方周…    文章来源:反对家庭暴力网    点击数:3337    更新时间:2008/4/12    

 

         推开家庭暴力的残酷黑手 "零忍耐"运动揭幕

近年来,家庭暴力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社会话题。每一个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内心都是一座隐秘的活火山。

 
  被丈夫焚烧导致8级伤残的董迎花,放弃了沉默,坦露了她十多年来噩梦般的受暴经历。而一些受暴者和施暴者组织的“家庭暴力多机构合作干预”活动在探索一种更科学、更人性也更全面的解决之道。
 
  3年前,一项针对家庭暴力的多机构合作干预计划在北京的铁营医院、右安门社区等处悄然启动。在“零忍耐”的口号下,人们试图以更科学、更人性也更全面的方式,对家庭暴力的消除有所推动。
 
  从医疗干预开始面对
 
  受家庭暴力伤害的妇女,医生是第一见证人。
 
  “凡是这种伤的病人,在你面前表现得往往非常安静,瞪着眼睛看着你。不像有的病人,被别人打了,趴在你的诊桌上,头晕呀,不行了,照个C T呀,那意思是多花点检查费呗。被丈夫打了,花的钱不是自己家的吗。”一个医生说。
 
  但从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医疗分项目的调查来看,医务人员虽然经常碰到这种问题,但不会主动干预。
 
  3年前,在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项目的支持下,北京市丰台区铁营医院在全国率先引入了“美国旧金山医疗干预家暴”模式。目前,项目第一阶段完成。
 
  负责医疗项目的教授们首先做的是培训全体医生,包括重要科室的主任、医院领导,一共40多人。
 
  “医生救治受暴妇女,不仅要关注躯体的伤痛,也要抚平她们心灵的创伤,更要协助她们发展社会适应、社会交往能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健康。”李洪涛教授说。
 
  耳鼻喉科的医生曾接待一个外地妇女,被丈夫打后气得一个星期说不出话,由丈夫陪着来看病。丈夫假装体贴,但医生怀疑妇女是受到家庭暴力后的功能性失声,就巧妙地把病人的丈夫支开,宽慰她,跟她谈心,让她说出内心的委屈。终于,她一下子大声哭了出来,会说话了。
 
  在急诊、外科、耳鼻喉、妇产科等各个首诊科室,医生都需要尽力识别出受暴妇女,然后进行详细的病案记录,再把她转介到专门的援助医疗室。
 
  2003年2月19日,记者进入了铁营医院的援助医疗室。
 
  这里足够安全和安静,桌子上还摆放着花束,墙上有“零忍耐”等字样。在一侧的桌子上,有供受暴妇女翻阅的资料和可以带走的求助资源小册子。
 
  3年来,外科医生张志军接诊了30多名受暴妇女。以前他经常用手掌的宽度来度量伤口,现在他的口袋里多了一张深蓝色的标尺卡。
 
  标尺卡上面除了印有测量伤情的刻度外,还有前来求助的受暴妇女的相关信息。他第一次接触的受暴妇女是一个女硕士,身上有多处受伤。
 
  “我当时对她只说了几句宽慰的话,表达的意思是你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你不是孤立的,家庭暴力的发生不是你的错,你可以得到帮助。她就当着我的面开始抽泣。”她向医生倾诉身为某公司总经理的丈夫对她的长期施暴行为。
 
  “我意识到家庭暴力的发生不受教育程度、职业的限制。如果社会不加干预,暴力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将会不断升级,高知女性也不例外。”张医生征得她的同意,填写一份印有“保密”字样的接诊记录。
 
  一面是填写患者情况,包括受伤方式、受伤部位及程度、患者现状、需特别留取的证据等。另一面填写施暴者情况——施暴方式、施暴史、现状评估,以及对施暴者可采取的方式。
 
  “当我询问她希望得到什么帮助时,她希望我们给她丈夫打电话提出离婚。她那么做,其实是希望丈夫明白,他的施暴行为不再是一个秘密了,医生甚至已经掌握了他施暴的证据。”
 
  但张医生并没有这么做。
 
  “我提醒她考虑自己的安全,这么做也许会令施暴者恼羞成怒。”
 
  这就是医生的另一项责任,评估受害者目前所处的安全状态。他通常可以通过一些提问来评估——你害怕回家吗?他是否用杀人或自杀威胁过你?你是否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你愿意报警吗?
 
  张医生给了她一张援助电话列表,建议她和受暴妇女专业机构谈谈,如何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启动法律程序。
 
  到目前为止,接受过铁营医院援助的受暴妇女达到了近百位,其中72份有完整病历登记在案。这些由医院负责保全的记录在受暴妇女启动法律程序后能作为重要的证据。
 
  “医生这个环节最重要的是在妇女受暴后第一时间给她增权。我们接待过一个受暴妇女,问她丈夫为什么打你,她说我爱唠叨。当我们的医生告诉她,但你不应该为此而挨打,这个妇女听了非常惊讶。因为她自身也受到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的影响。我们应该从单纯的医生视角跳出来,理解潜藏在受暴妇女背后的传统性别文化制约。”铁营医院的孙培云院长目前的担忧是,医生的救助行为并没有法律的保护。“医疗干预只是多机构干预家庭暴力的前哨,如果没有社区和‘公检法’等社会力量的后援,家庭暴力免不了还是会陷入恶性循环。”孙培云说。
 
  “幸福家庭成长小组”
 
  “在社区内,哪家小两口打架了,一般我们都会上门去调解,对男方进行批评教育,最为严厉的就是让男的写保证书。可过段时间,那女的又哭哭啼啼来找我们,说又打了。我们真没辙。”
 
  这是一个居委会大妈的烦恼。
 
  在心理学家的眼里,问题出在忽视了施暴者也是一个“人”,在他的内心也潜藏着对家庭幸福的追求,暴力行为可能是这种正面需求被扭曲的结果。
 
  在国外,男子参加针对施暴者的治疗往往是司法判决的结果。在瑞典有专门为施暴男子服务的男子危机干预中心,去求助的男子诉说自己在殴打妻子之后,他们也有深深的挫败感,家庭关系越来越紧张,他们意识到不能正确向妻子、家人表达自己的内心是自己的无能。
 
  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的教授们借鉴国外经验,尝试用社会工作的心理咨询专业方式对男性施暴者进行小组辅导。
 
  试点在北京丰台区右安门街道展开。谁愿意来呢?谁愿意承认自己是施暴者?居委会为这个几乎磨破了嘴皮。
 
  “是让你参加一个叫‘幸福家庭成长小组’的,大家一起来学学夫妻之间怎么沟通。放心,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这一招还真起了作用。
 
  小组开始时,有人的敌对心很强,防御心也很重。
 
  “他们坐在那里一副等着挨批的样子,手足无措。有的人在外面是风光的总经理,到这儿觉得丢人。”
 
  小组的活动不得有其他人员在场。辅导老师引导他们订立小组契约,比如不准抽烟,不开手机,按时到场,不能指责别人,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别人等。
 
  “有个男的就是不肯签字。他说‘你限制了我’。两天的培训结束后,他主动要求在协议书上把字补签上。”
 
  第二个单元通过“家庭矛盾”、“婚姻旅程”等活动,引导组员从积极的角度回顾家庭、婚姻历程,调动组员对家庭的留恋和改善家庭关系的愿望。
 
  “有的人说着说着就哭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害怕失去妻子。”
 
  第三个单元是改变男性对暴力行为的认识,懂得去尊重爱人。
 
  刚开始,好几个人不承认自己在家打过妻子,后来回忆两个人的冲突的场景后就出现了“打老婆”的话,眼睛都斜了。
 
  这是一个“去权”的过程。有个组员在活动结束后,特意和现在的妻子去补照了一回结婚照。他是再婚的,他突然意识到因为前妻曾经伤害过他,他一直对第二个妻子很冷漠。
 
  许多施暴者在小组里表达了自己对暴力行为的反思和苦恼。
 
  “我感到压力大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打她,打了之后,好像心里就舒服一点。”
 
  “我也想认错,但认错就伤了一个男子汉的面子。”“我太想控制一切了,实际上又控制不了。”
 
  辅导老师分析,施暴者在组里觉得受到了尊重,所以愿意吐露心声。
 
  “他们施暴行为的背后是性别不平等的机制在起作用。他也是受害者,也需要理解和倾听。”
 
  回访在几个月后进行,有个组员说自己火又上来时,想想小组中的事情,就努力压下去。
 
  “以前每次受教育回来都很生气,一时收敛点,后来反弹更厉害,这次还真不一样了,也更顾家了。我问他到底组里说了些什么,他笑着说要保密,这是组里的规矩。”部分组员的妻子也对丈夫的改变非常惊讶。
 
  做过农村组和城市组两种施暴者小组的齐小玉老师认为,对比起来,城市组的文明程度更高,而农村组的开放度更高,什么都愿意说。从效果来看,城里人转变的更彻底些,农村受到传统性别文化影响,观念更加根深蒂固。
 
  为使针对施暴者的小组持续发挥作用,一批经过培训的居委会干部和33个居民志愿者组成了小组的辅导员,成为本社区自己的专家。今年,右安门街道希望招募的社区志愿者将达到100名,尤其是增加男性志愿者数量。
 
  社区“零忍耐”
 
  参加了一次治疗小组,不可能所有施暴者都彻底改变,最重要的是在社区建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制约机制。
 
  多机构干预家庭暴力项目的社区试点由中华女子学院项目小组主持,地点选择了丰台区右安门街道社区。
 
  多机构合作是指派出所、社区法庭、社区居委会、小学、医院、司法所、街道妇联、工商所联合组成合作网络,各负其责,这种合作背后的理念是“家庭暴力不是私事,是社会公害”。
 
  首先是对警察、法官等执法人员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培训。以前两口子打架,报110,派出所的人会问女方,把男的带走行不行?
 
  “派出所当时觉得这是尊重女性,在征求女方的意见。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让妇女作决定?妇女承受的压力多大啊。这句话背后潜藏着的观念就是把家庭暴力当成私事。”朱东武老师说。派出所在培训后制定了行动计划,明确了工作职责,家庭暴力报警后多少时间到,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怎么保留好现场的证据,多少天之后回访。
 
  但派出所也有一种担心——“以前出过这样的事,两口子后来和好了,反而去投诉110态度不好。”
 
  家庭暴力与一般治安案件相比还是有其特殊性,在法律层面需要明确赋权给警察,伤害到什么程度,作什么处理。
 
  在右安门法庭,专门设立了一个审理家庭暴力案件庭,有两名法官专职负责。
 
  一个案子打破了常规:丈夫打老婆,老婆告到这个家暴专设法庭。法庭判决丈夫赔偿妻子200元经济损失。
 
  一般认为,在双方未离婚的情况下,这种判决就好像是把钱从左口袋拿到右口袋一样。但这个案子的意义在于,法院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在家庭内部,打人也是不允许的,打人者要受到一定的惩罚。
 
  在项目的前期问卷调查中,有一个问题:如果发生家庭暴力,应该找谁。大多数人选择找妇联,找亲戚朋友,包括社区的政府、司法人员在内,也作了类似的选择。
 
  同样的问卷,项目后期再调查,选项丰富了——街道居委会、法院、派出所、医院、妇联。
 
  社区还想出很独特的方法,比如在社区小学宣传反家暴,在社区建立心理咨询中心,让家庭中一些被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就连社区办公场所的一次性杯子上,也写着“拒绝暴力行为,创造美好生活”。通过各种社会力量的整合不断地强化这一观念——“家庭暴力不是私事,而是社会公害”。
 
  或许比这些更为重要的,是完善立法,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使多机构合作干预家庭暴力行为本身受到法律的保护。
 
始终燃烧的噩梦——一个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自述
 
  董迎花,生于1965年,高中毕业,北京人。1988年结婚后开始遭受丈夫和婆婆的暴力,她一再忍耐,而且多次提出离婚未果。1997年6月12日,她被丈夫烧伤,双手致残,浑身留有45%的烧伤面积。2000年3月19日,施暴者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是一桩令人触目惊心的家庭悲剧,但我们并不应该仅仅愕然于家庭暴力会有多么极端。如何避免更多的妇女出现像董迎花的悲剧,才是最值得思索的。
 
 
 
董迎花拿出一九九七年烧伤治愈后的照片
 
  董迎花,生于1965年,高中毕业,北京人。1988年结婚后开始遭受丈夫和婆婆的暴力,她一再忍耐,而且多次提出离婚未果。1997年6月12日,她被丈夫烧伤,双手致残,浑身留有45%的烧伤面积。2000年3月19日,施暴者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
 
  我是1988年结的婚。
 
  赵军(化名)第一次打我特别重,是在1988年的“五一”,当时他妈跟他抱怨,说我没给她买好吃的,他就骂骂咧咧的,我说:“咱拿什么买,一个月就5块钱,还不够买手纸的。”他突然跳起来,一脚踢在我的腰上,当时我就动不了,躺在地上打滚。
 
  怀孕3个月时,他又把我的眼睛打青了。我请人写了状子告到法院,要离婚,想去做人流,妇联主任说,孩子太大了,做不了了。赵军又让我原谅他,就这样,我生下了女儿。
 
  后来我又是带孩子,又是干地里、家里的活,而他什么都不干。有一次,又是他妈挑拨,说我在他爸面前说了赵军坏话。赵军上来一拳打在我脸上,牙就掉了。我满脸是血,想跑出去上医院。他说:“上医院不准说是打的,说了加倍地打。”
 
  1993年我成了工人,月工资1000多块,还做点生意。早上5点多就拉着东西出去,然后回来给他们弄吃的,送孩子上学,中午人家休息,我又去送货,赶下午2点半工厂上班我就回来了。傍晚接孩子,给他们做饭,趁他们吃饭的空儿,我又去送趟货。
 
  赵军厂子不景气,我给他2000元去学开车,又找我哥我姐借4000元买了辆旧车,让他给我姐和别人合开的公司开车。
 
  日子越过越好了。我把家里重新装修,弄得很漂亮。这时赵军却和别的女人混上了。
 
  我又提出过几次离婚,但是我们领导说:“我不能给你开离婚介绍信,你一来就离婚,就像咱单位风气多不好似的。有矛盾尽量调解,一起过日子。”谁都是“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
 
  出事前一周,我亲眼看到他把那女的又带回家来,倒被她狠狠打了一顿,我就抱着孩子在外面住。第二天回去拿衣服,他看见我,一下子跪在地上,哭着说他错了,以后改邪归正,他跪在地上写保证书,一张一张的,写了一沓。我当时已经不信他了,但是又想为了孩子,他真的改了,就在一起凑合过吧。
 
  不能公开的悲剧
 
  没想到一个星期以后,大祸上身。1997年6月12日,我爸病了,晚上我带孩子去看我爸。赵军来呆了一会儿,表情不太自然。我就带着孩子回家了。
 
  我到家时他还没到。后来他回来,恶狠狠地问我上哪去了。我很纳闷,他不是知道我去看我爸吗。
 
  他特别狠毒的剜了我一眼,那眼神现在想起来也害怕。他一转身拿鞋,打在孩子前胸上,孩子一声尖利地哭喊。这下他更恼了,抓住孩子的头发狠揍。
 
  他进厨房去转了一圈,我不知道他手里拿什么东西。我看不过去,就说孩子招你惹你了。我就这么一扭头,“哗”,有东西泼过来了,泼得我身上都是。那天天挺热,我就穿了一件小背心。他又把瓶子扔过来,泼了几下。我觉得身上粘粘乎乎的。我捡起瓶子想看看是什么,拿起瓶子,呛得厉害。我把瓶子扔了,赶紧往自来水那儿跑,我刚要拧水龙头,他往前走了一步,我只听见打火机响,感觉什么东西猛撞我后背一下,顿时我成了个火人。我在火里求他:“赵军,救救我,救救我!”
 
  他把瓶子捡起来,又把瓶里的东西全倒我后背上了。我看到他的表情,就像电视剧里的人在欣赏一个雕塑那种得意的笑容。他就那么围着我转圈,说:“不许动,烧死你!”
 
(女儿旁白:当时我就大喊,快来人救命。但没有一个人来。感觉那火烧了我妈好长时间,我大声喊:“妈妈,快在地上滚!”但是地上都着了火。到现在我还不能见火,看到火,妈妈全身着火的样子就会在我的脑海里腾地窜出来。)
 
  这时他们家的叔伯婶两口子来敲门,女儿跑去开门。
 
(女儿旁白:我发现门打不开。妈妈大喊,快开保险,我就把门打开了。)
 
  后来到了医院,医生问我是怎么回事——赵军一路上趴在我耳边威胁我,到门口还说“你要说出去,我杀死你全家,杀死这孩子”———我不敢说实话,就按他教我的说:“他吸烟了,烟头扔到酒精瓶上,我往外扔,烧着自己了。”
 
  我对自己的亲人也没敢说实话。我哥来看我,当时他就一下子瘫在了地上,两条腿不听使唤了。那个时候我嘴歪眼斜,真的不想活了。孩子每次来都给我勇气,她说,妈,以后我挣好多钱,带你去美容。
 
  每次都觉得孩子还有话不肯说,趁她奶奶不在,孩子说了句:“妈,他们让我说谎。”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家为了让赵军逃脱责任,先说我是自己点的火,然后又说是孩子在家拿酒精瓶玩火,把我给烧着了。1998年底,孩子才8岁大。
 
  (女儿旁白:他们还到学校里和老师这么说。老师信以为真,在班里点了我的名,说我在家玩火点了妈妈,妈妈烧伤住院了,教育其他小朋友不要在家玩火。班里的小朋友都不和我玩了。我上课时头都是木的。)
 
  最后真相还是赵军的姥姥说出去的,我们家在我被烧一个星期后就知道了。我们家人看我的意思,我不说告,他们绝对不会去告。
 
  我住院时,赵军给我家人打电话说,谁跟他过不去就炸死谁。
 
  我在医院里一共住了7个月,赵军经常来用手揭我伤口上结的疤,后来用剪子揭,邻床的人实在看不过去了,说他“医生大手术,你们怎么给她动小手术啊”。
 
  他们看我感染不了,就干脆让医生停止给我治疗了。最后看病的钱还是娘家给我借来交的。差不多花了10万元。
 
  1998年1月8日我出院回了家,他一直没回家。后来回过一次家,又从沙发后取出一个瓶子。老天不绝我,他瓶子盖还没打开,我们家租房的开门进来拿烟了。赵军摔门就走了。
 
  后来他跟租我们家房的说“谁也别惹我,我腰里别着手雷呢”。我想他也不会凭空说,就在家里找,4月23日,在我们家的一个旧洗衣机里找出来13颗手雷,吓得我赶快打电话报警。
 
  4月30日晚上11点多,他又回来了,撞门,撞得门上的木头都飞起来一块,杀气腾腾,比烧我那天还厉害。
 
  我一看不对,就说要去倒解手的盆,他堵在门口,不让出去,正好租房的东北大高个喊了他一声,他一回头,我就顺着门缝溜出来了。
 
  (女儿旁白:我说要给妈妈打伞,也跟着溜出来了,我和妈妈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我吓得直哆嗦,站不住。到了厕所那儿我对妈妈说,我们赶紧跑吧,来不及了,我们就跑了。后面一辆车跟过来了,我对妈妈说,是不是他追过来了,咱钻树林吧。)
 
  我想钻树林更危险,就绕着树挡子跑,跑到高速路上,坐上一辆车就逃到派出所报了案。不到20分钟,赵军被抓走了。我又带着警察去我们家把手雷取走了。当时我多了个心眼儿,留了一颗,没想到日后真有用。
 
  这个案子最早区分局是按虐待罪报的,还愣说我没毁容。我脸上、手上的伤都超过了毁容标准,单独是脖子就构成毁容了,浑身有45%的烧伤面积,全是深二度、深三度烧伤,是一般重伤的3倍。我的双手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
 
  最后区法院判了赵军15年。我不服,我要告。到了中院,承办人说,不就是你抢衣服,他烧衣服烧着你了吗。当时我就哭了,我说你为什么不看卷宗,他说卷宗就是这么写的。
 
  在开庭前,他们又做了一次详细的笔录,还找了我女儿问当时的情况。后来就改了卷,1999年12月16日,中院判决赵军死缓,2000年高院核准。
 
  活下去才是最难的
 
法院的判决书上还写着民事赔偿31万元。这31万里有误工费、医疗费、孩子的抚养费,还不包括精神损失费。
 
  但我一分钱也拿不到。我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没有用。
 
  我开始起诉他时,他妈就把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锁了,家里的厢房是我花钱盖的,家里的东西也是我置办的。但我回不去了,借居在外,就这样还担心他们家人来报复我们娘俩,当初想撞我们的那辆白色面包车在门前转来转去,来了几趟了。
 
  现在我和女儿睡觉,无论白天晚上都在床头藏一瓶喷雾剂。
 
  (女儿旁白:我最苦恼的就是随时都可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袭来,一点征兆都没有。)
 
  妇联每学年给孩子300元交学费。我的退休费每个月405元。每个月低保有255元,这就是我们两个人全部的生活来源。但我还得偿还看病借的10万元啊。
 
  还有,我这一身的疤,夏天出不了汗,憋得张着嘴喘气。浑身的疤每天都要洗,经常要上药。
 
  女儿在学校发的汉堡包她舍不得吃,她都用小手绢包好,带回来给我吃。我一看,都变馊了。
 
  现在我就指望着女儿成才。以前那个班主任老师不喜欢我女儿,后来换了个班主任,对她特别好,她的学习热情一下子提高了许多。我去见他们老师,看见他我眼泪都掉下来了,说不出的感激,我就朝他鞠了几个躬。
 
  我惟一的指望就是女儿了。以前她老是一个人独处,显得很内向。她参加了学校的乐队后才有了一点笑容。她会打大鼓、小鼓、定音鼓,吊镲。学校运动会时,她还破了400米跑的校纪录。她现在开朗多了,还能自己编印度舞,说相声,你知道吗?老师说她是多才多艺的女孩,特别聪明,但是好像总分神。我想让她以后考军艺,可她说妈妈的官司打得太难了,她长大要当个律师。
  记者手记:
 
  我见她时,她特意穿了一件新毛衣。新毛衣掩盖了她身上打着结的疤痕,她用变形的手热情地给我沏茶,手上裂开的口子,化脓了。
 
  她的腿上都是疤,说这两天走起路来总是疼。她觉得自己肯定有病,但不敢上医院看,要是真有病,孩子怎么办?判给她的31万元赔偿没有拿到,她的生活至今窘困不已。
 
  赵军入狱4年之后,她还是一副惊恐不定、六神无主的样子。精神上的重创比纠缠在她身上的烧伤的肉条,更像一个魔鬼,吞噬着她生活的勇气。她至今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女人的隐忍、善良和对孩子的爱,竟一再点燃了丈夫暴力的导火索。
 
  董迎花不知道自己现在为什么变了——不顺心就开始骂人,看见石头也要飞起一脚。甚至有时候无端数落女儿,无名火一窜上来,她只好躲开女儿,在地板上狠命地跺脚。
 
  周六、周日女儿要上乐队排练。她就骑自行车送女儿去上课,残疾的手指头耷拉着搭在车把上。她怕女儿在路上出事,也不舍得坐公车,她总是在心里想,省下一块钱就可以给女儿买一杆好笔。
 
  董迎花说最开心的是就是骑自行车那会儿,女儿安静地趴在她的背上,唱一路的歌给她听,她十多年的噩梦生活在那一刻似乎暂离开了她。
 
  为什么走不出“家暴”的怪圈?
 
 
 
西铁营社区街道干部为受暴妇女安排的接待室
 
  (一)
 
  受暴妇女真实的内心还是一个谜。
 
  她们要克服相当程度的压力才能吐露真情,但她们对此其实非常渴望。
 
  2003年10月,在反家暴网络项目的支持下,北京受虐妇女心理支持小组建立。
 
  她们对小组的态度开始都是试探性的,如果她感到了不安,她期待援助的手很快就会像触电一样猛地缩回去了。
 
  半年来,她们每两周举行一次聚会,分三个小组活动,两个城市小组,一个农村小组。固定人数达到了六七十人。
 
  小组有三位工作人员:陈敏,中国法学会家庭暴力问题专家,代理了大量受暴妇女案件;宋美娅,以《中国妇女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多位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女性,此后投身反家暴活动;刘婷婷,医生。她们每周一、三、五下午接听受暴妇女的求助电话。
 
  “一般她们都是先给我们打电话,刚开始在电话里她先警惕地了解小组的情况,不提自己受到的伤害,开始可能只有一两分钟,时间慢慢地增加到半个小时,她对你的信任是一点点累积的。如果她在电话里向你倾诉的时间超过1个半小时,她就会主动要求加入到这个小组里来,面对面地交流。”刘婷婷说。
 
  小组经常设一些主题,有一整套的受暴妇女能力建设的培训,也有个案讨论,请律师讲法,还会做一些游戏。“比如‘打结’的游戏,拉拉手围成一圈,看怎么把这个结打开,想借以告诉她们,看上去似乎很难的事,只要懂得了技巧,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宋美娅说。
 
  2004年3月12日,记者在签署了一份绝不透露受暴者姓名、住址的承诺书后,被允许会见受暴妇女心理支持小组的成员。
 
  还是明显感到了一种戒备的目光。一位60岁的老太太不放心地问:“你身上没有微型摄像机吧?”
 
  (二)
 
  她们坐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一座沉默的活火山。
 
  一共是8个人,坐成了一个圈。年龄段在30岁到60岁之间。有医生、国家干部、工人、个体户、农民。
 
  三十出头的小莉长得很漂亮,她看人老盯着看——她经常来参加活动,在丈夫的一次施暴后,她的左眼受了伤,眼角膜脱落,视神经萎缩,每天都离不开药。“几位老师长什么样,我看不太清楚,但是我能听得出她们每个人走路的声音。”小莉说。她的眼睛是1997年被打伤的,她甚至向自己的父母隐瞒了实情。
 
  在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她们曾遭受过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暴力伤害终于喷发出来——
 
  “他上发廊找小姐,和前妻也一直没断。他还把女人带回家,被我碰上了,反倒挨他一顿毒打。”
 
  “我妈现在都66岁了,父亲还打她。我妈忍受了一辈子。有一次打得实在太狠了,是邻居把我们家窗户砸破去把他从我妈身边拉开。我妈后来住在我那,不和他住一起,他就赶过来打我妈。”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家庭暴力,他虽然从来没打过我,但我觉得自己几十年都生活在精神地狱里。他非常大男子主义,处处要求我尽善尽美。在外面要事业有成,挣大钱,在家要照顾老人孩子。如果有一点做得不好,他就要挑剔。我就是个不花钱的保姆。他老想着控制你。在这种精神折磨中,我心脏不好,经常要去急救,每天吃大把的药。”
 
  “他的事业特别成功,经常出国,但对我限制很多,不让我上班。整天让我跟着他,不许我和陌生人说话。”
 
  小组中有一位40岁的妇女,在暴力的环境中长大。她回忆的时候,紧攥着拳头,声音颤抖——
 
  “他们(父母)打起架来,我吓得往外面跑,父亲在后面追着跑了两站路,要打我。我妹妹吓得整天住在别人家。他为什么打我?就是因为我总替我妈说话。我妹妹现在是个中学老师,和一个卡车司机没相处多久就结婚了,她这么快结婚是为了逃避父亲。妹妹是个急性子,恨不得捅了我爸。我脾气好些,就在那儿劝啊劝。有一次他打我妈,打得真狠啊,我上去阻拦,不小心碰了他一下。这下好,他气坏了,到处找人说我打他,甚至我谈恋爱时男朋友到家里来,他都说我打过他,把别人吓跑了。”
 
  ……
 
  宋美娅分析说,在家庭暴力中,身体暴力中拳打脚踢只是基础形式,针扎、火烧、刀砍等极端事例也不鲜见,精神暴力中常见的有训斥、羞辱、冷漠、过度役使,还有各种手法的心理虐待、情感虐待和经济控制。
 
  性暴力可能更为普遍,但它仍是一条潜藏的暗河,在小组的倾谈中,受暴妇女偶尔会谈及。
 
  “我为他做了4次流产,1次宫外孕。我一做完流产,他就去找前妻,或者流产第二天就要过夫妻生活。简直把我当成性工具,打完你就要求过夫妻生活……”叙述者把后半段难言之隐咽了回去。
 
  (三)
 
  她们为什么受暴?
 
  她们为什么走不出频繁受暴的怪圈?“我妈60多岁了,和他提离婚提过3次,都没离成。我妈离婚状都写好了,他哭天喊地,太阳很毒,他就跪在院子里。他承诺,签字,不再打了。开始是好了些。等过了一段,还是打。”一位生活在父亲家庭暴力阴影下了女性说。
 
  “后来我提出离婚,提了五六次,他急了,做后悔状。让我用手打他,我不打。他就自己用手抽自己十几个耳光。想想孩子,我就又心软了。”另一位受害者说。
 
  人们会将妇女持续受暴的原因归结为软弱、怯懦等,实际上妇女是否受暴,与她们的能力没有必然关系,她们中有的人非常聪明能干,而家庭暴力摧毁了她们的自信,施暴者施暴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离婚,而是把她变成一个俯首贴耳的人。
 
  小组试图重新唤起她们的自信。
 
  有一个妇女,在参加了3次心理支持小组后,她开始意识到不能再无休止地容忍丈夫的暴力行为。
 
  她被打了十几年了,每次要求离婚,那个男的都跪在法庭上向法官保证,再也不打了。他向妻子求情,说看在孩子的份上。她每次都心软,所以一直都没离成。
 
  这次她又将他告上法庭。他故伎重演。“我忍住不看他一眼,尽量不去听他讲话,态度很坚决。最后法官判离了。”
 
  吴春花现在是农村组的组长。和她同组有个安徽女人遭受的是全家暴力,不仅丈夫打她,连她的公公、婆婆、小叔子一起打。
 
  “她下了决心要离婚。最后离了。我借钱给她租了个地儿开饭馆。没想到有一天我去看她,她的前夫正在那里炒菜,她说总要雇人的,还不如雇个熟人。今年春节我从老家回来,看见她又是眼珠子血红,眼睛乌青乌青的。原来她前夫那些酒肉朋友都上她的饭店白吃白喝,她不乐意了,那男的就打,砸了她的饭馆。”吴春花说,“这次她倒学会报警了,以前被打3小时也不报警。打昏过去了,男的家人就把她的包袱和她一起扔到车上,她昏着就到了娘家。等伤好了还在一块过。”
 
  “他那么打我,但我没有保留平时挨打的证据,他有第三者,我也没有现场证据啊。最后是协议离的婚,他提出给他8万才答应离婚。没办法,为了早点离开苦海,我借钱凑了8万给他。”
 
  (四)
 
  妇女在第一次受暴后,都曾作出过反抗,但社会支持系统的缺乏使她们深陷绝望和恐惧,小组成员中甚至出现过很多“以暴治暴”的念头——“我的抽屉里到现在还藏着4把刀子,没办法,被逼的。为了防止我爸万一打红了眼,伤害到我妈。上次我妈半夜被他逼到阳台上打,在阳台上尖叫,想起来就害怕。那种情况下我怕警察都来不及赶到,我妈就惨了,所以只好把刀藏着,以防紧急情况。”“我们有个邻居,挨打十几年了。单位里的人经常看到她脸上有伤,都习惯了。她不离婚就是为了4个孩子。后来她实在受不了了,趁丈夫睡着的时候,把烧火的钩子甩在他肚子上……”
 
  在妇女犯罪中,以暴抗暴占了相当的比例。据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女监的不完全统计,大约达到50%。
 
  陈敏曾进入监狱访谈长期受暴而导致犯罪的妇女。“她们的判决书上并没有出现‘家庭暴力’这四个字,都只有一句话——‘夫妻口角互殴’。”
 
  她今年正在致力于通过10个以暴抗暴的案子,来推动“受虐妇女综合征”这个理论以专家证据的形式进入司法领域。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受暴妇女并没有因为保护自己的权益而逾越法律。
 
  吴春花1997年靠自己的力量挣脱受暴的婚姻后,又接着打赢了和前夫的5场官司,把属于自己和女儿的合法权利一点点拿了回来。她离婚后,一个人起早贪黑地烙大饼,换来了一个复式房,现在她的家成了受暴妇女的临时庇护所。
 
  那些无家可归的受暴妇女找到她家,一打开门,就哭,有的手里还抱着个孩子,嚎啕大哭。
 
  吴春花的女儿今年参加高考,她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帮妈妈写离婚状子了。她知道妈妈从家庭暴力中脱离出来费了多大的劲,没有怨言,但是来避难的孩子的哭声吵得她没法学习,吴春花很内疚。
 
  “可受暴的姐妹实在是没处可去啊。有个女的大冬天的到我那,头上还带着草,她前几晚都在草堆里过的夜。我以前被老公打得没处可去时,就带着孩子去睡人家厂里的传达室。我知道那种滋味。”(本文涉及受暴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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