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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让媒体说话 天塌不下来
作者:中国青年…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点击数:2464    更新时间:2007/4/30    

 

 

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让媒体说话 天塌不下来

[ 作者:中国青年报    转贴自:中国青年报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以媒体为代表的舆论监督都是符合宪法精神的一种制度性设计,也是表达公民意愿、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应有之义。同时,媒体也要善良批评,理性建议,与政府共同营造“同向效应”。

    有一种说法,媒体专给政府找茬儿,哪壶不开提哪壶,索性“防火防盗防记者”。还有一种说法,记者以寻觅社会丑闻秘闻为职业,“哪里有记者,哪里就有新闻”,好像媒体和政府天然对抗。这些看法的偏颇在于:在媒介化时代来临的今天,奉行“只做不说”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有违政府政务公开的基本要求。作为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只有和媒体建立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通过媒体多说早说主动说,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才能推进民主法治社会的进程。而媒体只有充分利用政府的新闻资源,才能增加自己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真正成为公众利益的守望者。

  在政府(及职能部门)和媒体之间,有四对辩证统一的关系需要探究和完善。

  第一,博弈中的制衡。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极易产生腐败。政府行政不仅有党的监督、上级权力部门监督和司法监督,还有社会监督,而社会监督很大程度上要靠舆论监督。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以媒体为代表的舆论监督都是符合宪法精神的一种制度性设计,也是表达公民意愿、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讲过:“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近几年来,公安部党委高度重视社会舆论和媒体对公安执法工作的监督。比如,在孙志刚事件、西安民工滞留派出所事件和来京务工人员杜宝良被罚款事件后,公安机关立即开展执法观念的大讨论,出台调整措施,以实际行动予以整改,将行政权对舆论监督权的“天然抗拒”变为“良性契合”,大大推进了公安机关向“执法为民”理念的转变。

  第二,趋同中的差异。政府由人民授权,通过行使行政权生产社会公共产品,以追求公平正义的目标为己任;媒体是社会公器,是公众获取知情权并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政府与媒体所担负的社会角色各异,其运行机制、具体目标预期和内在动力又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在社会市场化的过程中,媒体既是具有部分公共权力的舆论部门,又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业单位,在激烈的竞争中,受收视率、订阅率和广告份额占有率的驱动,在具体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往往出现媒体一方“踩油门”,政府一方“踩刹车”的矛盾冲突。

  比如,政府及职能部门讲法定事实,讲证据和程序,讲保密原则,讲报道的社会效果与舆论效果的统一,因而不允许对事件本身做演绎和加工,将维护自身形象作为重要的价值追求;而媒体则强调公开报道,关注社会热点,追求事件报道的一步到位和深度开掘,讲求独家报道和内幕新闻,善于利用受众的激情制造轰动效应。其中也有个别媒体迎合低俗需求,将凶杀案件、恐怖画面、血腥场景、暴力事件加工渲染,将社会中的假恶丑事件和病态行为作为卖点。在湖南常德“9·1君特大抢劫杀人案的报道中,有些媒体就充斥着刺激感官的标题,当事人隐私的曝光,暴力崇拜的张扬,严重误导了受众。

  社会前进总是伴随着矛盾积弊的暴露与解决。如何在报道中弘扬法治,既通达社情民意,又疏导公众情绪,这里有一个“把握好度”的问题。政府要坦诚面对媒体,主动接受监督;媒体要善意批评,理性建议,从而与政府共同营造“同向效应”,扶正祛邪。

  第三,非对称性中的统一。政府是国家依法行政的服务部门,媒体是舆论喉舌,同处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中,媒体所具有的号召力、影响力、公信力、说服力和整合力,是政府政务工作在现代信息社会不可或缺的依赖力量,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瞬间就可以“上天入地遍全球”。如果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不能在第一时间发出政府的声音,就会被谣言和猜测左右舆论阵地,造成信息非对称的被动局面。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新闻发言人的作用,善于利用媒体设置议程,传播政府工作的理念和政策,增强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认知度,引导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并在突发事件中表明态度、增信释疑、降低社会风险,创造良好的政务工作舆论环境。

  但在现实中,却经常出现新闻资源供需的双向不足。一方面,个别政府官员的观念上和方法上不适应政务公开的要求,往往“以不公开为惯例,以公开为特例”,不愿说,不敢说,不善说,使大量政务信息迟滞闲置,甚至在突发事件中“失语”。另一方面,一些媒体则关注腐败丑恶事件的负面报道,而对政府的议程设置诸如勤政作风、便民措施、亲民形象、政绩成果的报道缺乏积极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时将个别变成一般,将个案泛化,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损伤。此外,对一些在侦的刑事案件、尚未终审判决的案件,还会出现舆论定案、媒体审判的现象,形成了信息非对称性的“新闻越位”。

  上述现象,既反映了新闻产品生产过程中,政府规制与市场规制的双重缺失,也反映了媒体正面监督与行政、司法过程公开程度的双向不足。解决“非对称性”的关键点就在于政务公开,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使新闻资源科学配置,实现舆论效益最大化,通过政府与媒体的沟通,促使信息内容上的对称,视角上的换位思考,表达方式与效果的统一。

  第四,互动中的双赢。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没有不可为人言者。让人说话,天也不会塌下来。政府要通过正面信息的发布,引导媒体把好新闻的“事实关”,处理好新闻真实与法律事实的关系。媒体在批评性报道中,尽可能以法律真实的标准度量新闻真实,掌握好批评性报道的尺度。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当好政府的“啄木鸟”,帮助政府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纠正失误。

  实践证明,政府与媒体互动会导致多赢的结果,而政府往往是最大的受益者。比如,200511月,公安部和信息产业部、银监会共同召开治理手机违法短信息专项工作新闻发布会,此后的一个月内,各级公安机关相继收到各类违法犯罪的举报线索10.7万条,对其中85万条涉案线索进行了核查,破获了一大批刑事案件。政府与媒体间建立起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传播平台。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树立起了自身形象,媒体也借此扩大自身影响。政府依靠媒体,媒体服务公众,公众信任政府,这种共生共荣的多赢效果,实际上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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